1838年，在墨西哥偏僻省份加利福尼亚，欧洲人约翰·苏特尔从总督手里租下了圣弗兰西斯科的大片荒地，靠不断贩卖奴隶开垦土地，几年里迅速发家致富。尔后，这片土地归入美国版图——但它仍然属于苏特尔，政府发了土地证。1848年，苏特尔的土地里发现了大量轻易可淘到的黄金，一夜之间他成了世界上最有钱的人。厄运随之来临，发现黄金的消息不断传开，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冒险家蜂拥而至，在苏特尔的土地上挖掘黄金，瓜分苏特尔的土地和田产，苏特尔遭受了巨大损失。

    1850年，苏特尔向政府提出了史无前例的控诉——要求17221名居住在他的土地上的农民搬走、加利福尼亚政府和联邦政府各赔偿他2500万美元、从挖掘出来的黄金中得到他应得的份额。1855年，正直的法官汤普森裁定苏特尔对这片土地的权益要求是完全合法和神圣不可侵犯的。判决的消息传开后，圣弗兰西斯科和加利福尼亚数以万计的人群开始暴动，法官受到私刑处死的威胁，苏特尔的全部财产被洗劫或毁坏，三个儿子因此丧命。自此，衣衫褴褛的苏特尔在华盛顿开始了长达25年的申诉，直到1880年猝死在国会大厦的阶梯上。

    这是20世纪奥地利着名传记作家斯蒂芬·茨威格在《人类的群星闪耀时》一书中讲述的一个的真实故事——《黄金国的发现》。在今日中国的法律语境中，这无疑是一起关于“执行难”和“涉法涉诉上访”的典型事件。

    美国的法治历程光彩照人，这里讲述的是她灰姑娘时代的一段青涩往事。美国法律界在当时和现今如何看待这段往事？当今的美国，很少再听说“黄金国的发现”这样的故事了，是没有被关注，还是由于法治的成熟而丧失了发生的条件？我们不得而知。反思这起“一份公正裁判引发的血案”中，关照中国当下的现实，有助于我们更深刻理解司法裁判的真谛——司法裁判必须遵循 “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相统一”的基本规律。

    司法的功能，简单说就是适用法律、解决纠纷。在理想的法治图景中，法官身着法袍，正襟危坐，居间裁判，当事人各执一端，辩诘问难，最终法槌轻落，定纷止争。在现实的司法实践中，案件判决经常遇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冲突对立，法官面对“两难”的境地：严格公正司法，导致一些裁判不被当事人乃至社会所认同，案结事难了，有时甚至激化矛盾冲突，类似“一份公正裁判引发的血案”的情形难免发生。其结果为人所不乐见——这是我们需要的司法吗？反之，充分考量裁判的社会效果，似乎又必须拉伸、弯曲法律的尺度，人们又不禁要怀疑法治的严肃性——这不是离法治的理想越来越远了吗？无论围绕法官“职业化”与“民主化”、“大众化”的论战，还是围绕“三个至上”的争鸣，都离不开理想与现实这一基本矛盾。一些学者纠结于政治立场的宏大话语，常常在争论中无的放失，模糊了焦点。

    理想的图景虽然美妙，却不能满足现实的需要。像上个世纪艾森豪威尔总统派出国民警卫队执行日博365娱乐场_365bet投注网站_365bet足球游戏判决的豪迈，像辛普森案中美国民众表现出来的高度理性，固然让追求法治理想的人们艳羡不已，但我们不能忘记历史，19世纪中叶“黄金国的发现”中无法兑现的公正裁判给苏特尔带来巨大灾难，直到20世纪中叶，在美国的偏远地区和乡村地区，不具备律师的治安法官依然是法律和秩序的支柱，他们基于司法常识和生活意见的非正式方式审理案件。我们更不能忘记现实，我国虽然社会大局稳定，但仍然处在一个经济高速增长、贫富差距加大、社会矛盾多发的时期，维护和谐稳定仍然是头等大事；法治建设虽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距离实现依法治国的目标还有很大的差距；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有了很大的提高，但传统人治思想、人情社会的影响仍然根深蒂固；司法的作用日益重要，但仍然处处掣肘，有着太多的局限和无奈。我们既要点燃理想的灯火，照亮前方的道路，又要脚踏实地，摸着石头过河。作为法官，就是要在执法办案中，始终坚持和不断提高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相统一”的工作水平。

    坚持“两个效果相统一”，要提高裁判的艺术。法律是一门艺术，实现“两个效果相统一”更是一门高超的艺术，对法官的素质有着极高的要求。我们既要有作为法律人忠于规则的理性，又要对社情民意进行合理考量，提高裁判的社会适应性和接受度，一颗一粒培育法治的金色种子；既要当好法治的扞卫者，更要当好法治的建设者、探路者，立足现实生活，一笔一划描绘法治的中国线路；既要善于“顺应”民意、维护裁判在当前的正当性，又要善于创造能为广大人民接受的新观念，引领民意的潮流，一步一步实现法治的绿色发展。

    坚持“两个效果相统一”，当前要反对三种错误的倾向。

    一种是否定社会效果，把追求社会效果上纲上线、泛政治化。这种倾向主要存在于一些法学学者中。对于人民日博365娱乐场_365bet投注网站_365bet足球游戏强调司法裁判要注重社会效果，要注重听取大众呼声、考虑群众感受，一些学者认为是司法改革的“历史倒退”，有的甚至认为这是党政部门为暗中操纵司法寻找借口。他们或者脱离现实，错误理解司法的本质，片面理解“法官的唯一上司就是法律”的箴言，认为追求社会效果必将损害司法的中立性、独立性；或者开司法神秘主义的历史倒车，打着法官“精英化”的旗号，反对司法民主和司法贴近群众；或者不问民意沟通渠道多样的现实，质疑真实反映民意的可能性；或者无视司法程序的日趋完备，给法官尊重民意扣上“民意审判”的帽子。

    一种是脱离法律效果，唯社会效果论。这种倾向主要存在于极少数法官中。他们把法律视为可用可不用或者可以选择性适用的工具，认为“法官办案，摆平就是水平，搞定就是稳定。”特别是少数法官不能正确理解和把握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关系，遇到关系复杂、难以调停的案件时，特别是一些当事人以威胁社会稳定相威胁时，不是最大限度地追求两个效果的统一，而是主动示弱、放弃原则，虽然通过满足少数人的不当要求暂时解决了问题，但最终纵容了更多的人追求法律之外的非法利益，牺牲了法律严肃性和司法权威性，损害了人民群众对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信心。这种做法本质上既损害了法律效果，也破坏了社会效果。有的为了追求所谓的社会效果，而对案件实行久拖不决，强迫调解。

    一种是打着社会效果的幌子，维护不正当利益。这种倾向主要存在于少数党政领导和当事人中。在维护社会效果的名义下，一些党政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通过写条子、打招呼，非法干预司法审判，阻碍日博365娱乐场_365bet投注网站_365bet足球游戏执行，明目张胆地实施部门保护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一些当事人利用人民日博365娱乐场_365bet投注网站_365bet足球游戏注重社会效果的工作要求，动辄以缠访闹访、自杀自焚、煽动闹事等相威胁，或者收买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故意制造影响稳定的假象，企图谋取不法利益。

    法官是法律的忠实信徒，更是公平正义的守护神。只有始终坚持裁判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我们才不会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守护好公平与正义的最后防线。